本文作者不僅是農村的兒媳，還是農家的女兒。去年，她也為我們撰寫了返鄉(xiāng)筆記《來自湖南的返鄉(xiāng)筆記：不安分的村莊，活力與隱憂》。而她本次針對婆家鄉(xiāng)村的書寫，或因處于介入與抽離之間，顯得更為冷靜克制，卻也更為沉重。我們看到，留在鄉(xiāng)村的人和從鄉(xiāng)村走出的人，上一輩與下一代，他們之間的差異在城鎮(zhèn)化的過程中被迅速拉大，“鄉(xiāng)愁”的“愁”由此加劇。

2006年新年，作者婆家的全家福，彼時妹妹尚未出家而婆婆還沒去世。

現實所有的觸角都

伸向了這個家庭

寫不寫這些文字，糾結了很久。哥哥、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進入我的視線，是在結婚以后。多年來，我們共同面對、處理、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，這些真實的處境，和知識界、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(yǎng)老、留守兒童、農村教育、醫(yī)療、農民的前景有密切關聯。本文中，我愿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，盡量回復到對事件的描述，以梳理內心的困惑，提供個案的呈現，并探討回饋鄉(xiāng)村的可能。

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。2005年第一次過年回到他家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。我暗自問當時的男友，“哥哥盡管算不上特別帥氣，但為何找了這么難看的嫂子?”后來才發(fā)現，這種問題多么粗魯無禮，對一個農村的貧苦家庭而言(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，后來才得知，父親、二姐都因此早逝)，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，已是萬幸。事實上，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系中，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、家庭地位相比。

當時，婆婆身體還不錯，大約75歲，小侄子14歲，小侄女12歲。那幾年，哥哥嫂子一直跟著四姐、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，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，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，互相之間都很信任。現在回憶起來，這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、平和的日子。丈夫當時還在念書，無法像以前那樣給與家里更多經濟支持，婆婆因為身體尚可，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、侄女的重擔，快八十高齡，依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。哥哥、嫂子為維持生計，一直呆在北京工地，只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、半月回家，準備年貨。這樣，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。

情況到2008年發(fā)生了一些變化，哥哥、嫂子盡管在外打工多年，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據狀態(tài)讓他們頗為失望，加上婆婆、公公年齡已大，已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，這樣，嫂子就決定留在家里，一方面照看老人，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。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，一家人無病無災，日子倒也過得去。但這種平常、安穩(wěn)的日子并未維持多久，就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并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。

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問題。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款項，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，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，不但導致哥哥、嫂子跟隨他們打工多年的工資不翼而飛，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，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，最困難的時候，甚至找我們借錢。幾年以來，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，但當時我確實不愿借錢，一則，手頭并沒有多余的閑錢等著幫助他們，二則，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、嫂子將近十萬塊錢的血汗錢，對他們心生嫌隙，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。盡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后還錢，但我知道，還不還錢不是她的主觀愿望說了算，事實也是如此，此后幾年，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，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，害怕村里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(xiāng)親討要工錢。2015年，我在北京訪學，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。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里，為躲避別人逼債，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系，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，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、兩個女兒當導游來支付。

第二件事，也是更大的打擊，則是妹妹的出家。在整個家庭中，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。她生得漂亮，初中念完后，去武漢打工，認識了本廠一正式工并結婚。兩人發(fā)展不錯，在房價還不到一千時，就買了很大的房子，女兒也聰明可愛，妹夫后來還當了副廠長。2013年9月的一天，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，說是妹妹已經出家，并且決斷離婚。盡管從信仰的角度，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，但事實上，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，還是無法接受。一直到婆婆去世，我也未能在葬禮上見上妹妹一面。直到現在，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，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中的不解之謎(我只是偶爾聽起妹妹講起她丈夫家復雜的情況，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，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，無助時總是抱著她哭)。妹妹一走，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外甥女，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，僅僅念到高一，迫于社會輿論壓力，就草草休學。除此以外，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，婆婆因為女兒出家一事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原本硬朗的身體一蹶不振，在摔了一跤中風后，一直臥床不起，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面。公公(繼父)更是變得木訥，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，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，終日在村子里漫無目的地蕩來蕩去，臉上很難看到往日發(fā)自內心的歡顏。

除此以外，隱匿于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，我每次回到婆婆家，在和哥哥、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，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。2013年年底，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閃電結婚，哥哥嫂子極為高興。但女孩嫁過來后，總是和嫂子鬧別扭，性格也極其乖僻，后來才得知，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。聽說她媽媽在生下她后，被鄉(xiāng)政府捉去結扎，一回來，就變瘋了，根本就沒有任何能力照顧孩子，而且還暴力打人，家人只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里。我曾經問過侄媳婦，“有沒有到鄉(xiāng)政府反映情況?”她一臉的茫然，并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扎手術對她的生活到底產生了多深傷害。

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

2015年7月13日，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，走完了她86歲的艱難人生。

婆婆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兒子能當官，最好當大官。在她眼中，再也沒有什么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，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，兒子、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子，甚至比不上一個鄉(xiāng)鎮(zhèn)干部或賺錢的包工頭，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。我知道，像丈夫這種家庭出身，通過念書得以改變命運，最后在城里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見。我絲毫不否認，作為個體的選擇，與這種男人的結合意味著要面對更多，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(yōu)勢，還是使我感受到掩蓋在這個標簽背后所蘊含的歧視、無奈和漠然，以及城鄉(xiāng)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勢，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，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。可以說，盡管農村出身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，但只要和出身的家庭還依存各種血肉關聯，那分深入骨髓的卑微、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，就會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，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的命運?

事實就是如此，冷靜下來想想，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前景。

首先是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回。在體力最好的時候，哥哥、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，現在侄子、侄女長大成人，結婚生子后，隨著生存的壓力變?yōu)楝F實，也不可避免要重復父輩的命運，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，哥哥、嫂子像當年公公、婆婆一樣，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。

客觀而言，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(huán)，更多時候，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，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。這樣，結婚、生子、外出打工、制造留守兒童，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回。對哥哥而言，新的挑戰(zhàn)在于，他老了以后，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(yǎng)的境地，畢竟他的子女，沒有一人通過讀書得以改變命運，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，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，并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(yǎng)老的資本，貧窮和貧窮的傳遞，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。

其次是留守兒童的后果開始顯現。侄子、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，已經長大成人。侄女通過網戀，19歲那年就結婚，20歲就生了孩子，丈夫是一個比他還小一歲的本鄉(xiāng)男孩。盡管已身為母親，但侄女根本就沒有身為人母的心理準備，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，懷孕期間，依舊維持以前的生活方式，猛吃方便面和飲料，手機更是24小時不離身，床頭柜前堆滿了方便面盒子和飲料瓶。孩子生下來后，甚至連棉紗的尿布，都不知道在哪兒買。和城里剛做母親女性的謹慎、細致比較起來，侄女的無知、粗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。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，或者上網時，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，她青春勃發(fā)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，“我明年就出去了，帶伢是奶奶的事情”。

不得不承認，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(tài)不同，侄子、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(tài)已經發(fā)生了很大改變。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的理由，但對于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孩而言，很多時候，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(yǎng)育孩子的最好借口。在她們的思路和情感發(fā)育中，養(yǎng)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，而過早外出對另一個孩子的傷害，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。

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，讓他們從小難以獲得愛的能力，當他們長大到做父母時，這種愛的缺失，并不會隨身份的改變，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彌補，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，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。對比正常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，不可否認，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，已經將城鄉(xiāng)差距的鴻溝越拉越深。但另一方面，因為多年在外的打工經歷，侄子、侄女一輩的價值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植入當下的消費理念。不論是穿衣打扮、結婚置業(yè)、還是日常起居，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。

侄子盡管婚前沒有賺到過什么錢，但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。結婚典禮，甚至還請了樂隊、車隊，更不要說農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飾(項鏈、耳環(huán)、手圈)。其所營造的氣氛，和城里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。面對如此的場景，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余地，婚禮的排場，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，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，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。為此背下的債務，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。

再次是傳統(tǒng)鄉(xiāng)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扭結，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(xiāng)風鄉(xiāng)俗的凋零。以養(yǎng)老為例，盡管幾千年來，養(yǎng)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，但這一樸實愿望，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(zhàn)。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，“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 ，兩湖平原(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)及其周邊地區(qū)，是一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(qū)，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，已經遠遠高于正常自殺水平。”陳柏峰在《代際關系變動與老年人自殺——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》一文中，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，“老年人高自殺率、高自殺比重，以及自殺率、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，這都是不爭的事實。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。”若不是親眼所見，幾乎很難相信這么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。在婆婆生重病期間，不時有村里鄉(xiāng)親過來看望聊天，總是提到，農村老人得了病，總是拖著，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，如果得了絕癥，一般就是等死，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，很多都會選擇自行了斷，有些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，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沒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，最后活活餓死。

最后，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，虎視眈眈的社會游資，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后的資源——土地。盡管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，但在實際情況中，農村的土地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并。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，風景算不上太好，幾個并不太高的小土包，村里一條小河蜿蜒流過，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。但近兩年，不知哪里來的人，將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，河流也被迫改道，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，模仿經濟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度假村模式，修一些和整個村莊根本就不搭調的亭臺樓榭和供城里人享樂的房子。事實上，因為周邊旅游資源欠缺，并未有多少游客帶動村莊經濟，倒是因為河流改道，已經直接影響到了農田的供水，農田被占，最后到底會導致什么后果，現在根本無法預料，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。對侄子、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，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，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(qū)的模樣，反而能給他們一份心理幻覺。

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：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的困境，問題到底出現在哪個環(huán)節(jié)?回饋鄉(xiāng)村，又何以可能?

回饋鄉(xiāng)村何以可能

平心而論，盡管進入到理性分析，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。但每次回鄉(xiāng)，哥哥、嫂子的精神狀態(tài)還是讓人放心、安慰。盡管手頭總是缺錢，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，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，哥哥從不失眠，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。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，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，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，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殘酷，感到這個世界為什么總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。而如何回饋家庭，對跳出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，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。

冷靜下來想想，關于對鄉(xiāng)村的回饋，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，在農村的家庭模式中，自古至今，其實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間的互助上。

我想起我的父母，半生以來，僅僅因為爸爸是一鄉(xiāng)村教師，有一份公職，媽媽因為能干，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，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，幾十年中，幾乎有大半精力都用來對付親人的求助。這些親人并非要故意麻煩親人，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悲苦命運，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，向家里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，就成為唯一的路徑。父輩的命運如此，幾十年后，我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父母并無二致。

摩羅在《我是農民的兒子》一文中，曾經感嘆，“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，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復制電影上流行的‘你撤退，我掩護’的故事模式，留下來作為后盾的不堪一擊，固然難免一死，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無力，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”。我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，身處其中，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。

結婚多年以來，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，我也時時為丈夫背后的龐大家庭，感到沉重壓力，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，但相比經濟的困窘，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折磨。

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群體：通過個人努力，進入城市，得以改變命運，并擁有相應權力，在現實誘惑下，最終走向貪腐之路。我想到，對他們而言，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，必然在擁有機會以后滋長更為膨脹的欲望，因為他深知一種來自身份差異的殘酷真相。我在村子里，也常?？吹揭粭潡潖U棄的房子，一打聽，這種情況，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里，再也不可能回到鄉(xiāng)村生活的家庭。與他們相比，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。

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，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，她老人家憑借想象，將博士的頭銜兌換為看得見的官職，卻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。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，越發(fā)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命運的結構性困境。在這一點上，摩羅的感慨讓我深深共鳴，“在所謂現代化過程之中，農民已經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。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夠在繼續(xù)現代化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命運，他們明天的命運只會跟昨天的命運一樣嚴酷。在大政府、小社會的境遇中，成為卑賤的墊腳石是弱勢群體的唯一宿命。”

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，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，改變留守鄉(xiāng)村哥哥一家的命運，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，最好的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。而擺在面前的事實是，鄉(xiāng)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，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(xiāng)村中學，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。丈夫曾歷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，在村里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，但到侄子、侄女輩，和他們同齡的孩子，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的初中，連高中都很難考上，就算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，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，父母素質的差異，都讓他們僅僅在起點就構成了無可挽回的劣勢。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，對哥哥、嫂子、侄子、侄女，他們的孩子而言，通過念書，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，逃脫鄉(xiāng)村、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愿望，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。

最后，我想說，盡管對于底層的書寫，我一直心生警惕，但刻骨銘心的感受，還是讓我擔心，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，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、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(fā)聲機會，關于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，那么，關于他們卑微的悲傷，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，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。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，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，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，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。

2015年11月3日

關鍵詞： 一個農村兒媳 鄉(xiāng)村